环境法自其“出生”至今，已有30多年的时间，但相对于民法等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部门法而言，还远未“成年”。无论是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在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环境法都有着深深的“童年”烙印，许多理论和制度设计都充满了憧憬与幻想，比如国家环境管理、环境公平与代际公平、动物主体资格、后代人原告资格，等等……其中诸多内容，都使环境法越来越向着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过渡。
推动这一过渡的，是近年来环境法学界风起云涌的“告别传统，远离民法”思潮。他们认为早期的环境立法过分囿于民法范畴的限定，有意无意地将自然抛弃于社会规则之外，而忽略了人本身就有的自然属性，因而主张将自然规律与法律相结合，使许多“童话”般的制度走进了环境立法，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司法的世界里，这些“童话”般的制度却并没有真正落实为强制的法律，而仅仅成为了环境道德的宣扬。
面对着立法与现实的悖论，是继续“童话”还是重新自审？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吕忠梅新著的《沟通与协调之途——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一书，为这个问题给出了她独特而理性的答案。
在书中，吕忠梅教授为“童年”时期的环境法指明了一个发展方向：以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为例，向学界展示了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沟通与协调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以严密的逻辑推演，证明了与其他部门法的沟通与协调不仅不会泯灭环境法的个性，还会为环境法体系的建构提供务实、有效的路径，确保环境法走出危机。
吕忠梅教授认为，“民法是万法之母”，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必须从传统的部门法中吸取营养；离开传统的公法和私法的调整手段，创设环境法所独有的制度体系是不可能的。理论的生命在于成为实践的先导，如果理论游离于实践甚至有悖于实践，其存在的价值就令人怀疑。无论是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还是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的跟进，都强烈要求两个学科的沟通与协调。这种沟通与协调，必须以打破部门法界限、撤除理论体系的藩篱、增进相互了解与交流为前提。
许多环境法学者至今仍固执地坚持着他们的“童话”，他们认为从民法规则的角度来构建环境法保护，无异于放弃环境法的立场、“投降”于民法，是环境法历史的倒退。但吕忠梅教授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环境法研究基地的学术带头人，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环境法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学者，却选择面对现实，告别“童话”，这无论是对促进中国环境法之健康成长，还是对呼吁世界环境法学研究之理性回归，都将产生校正“向标”的有利影响。
可以说，《沟通与协调之途——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一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向世人昭示了一种崭新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充满激情的思想，这种思想就是学科的彼此借鉴与融合，正如作者吕忠梅教授所言：“沟通与协调之旅才刚刚开始。”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法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