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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法》2001年修改的成功与不足(上)


发布时间:2004年5月18日 王全兴 汪敏 点击次数:3596

[关键词]:
工会法、2001年修改、维权职能 、WTO、不足

   摘要:2001年修改的《工会法》,突出了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顺应了我国加入WTO的要求,但在罢工、工会会员资格、基层工会委员会成员资格、集体合同、职工民主管理等问题上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工会法、2001年修改、维权职能 、WTO、不足
    
Abstract: The Trade Union Law amended in 2001 gives prominence to the function of maintaining the legal rights of labors and copes with the request of attaining the WTO membership. But it still has some deficiencies, such as striking, the qualification of unionist, the membership of basic labor union committee, collective contract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labor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Trade Union Law should be more perfec

  我国先后有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简称《工会法》),即1950年6月28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工会法》和1992年4月3日由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工会法》。1950年《工会法》是建国初期最早的三大法律之一,旨在保护先进生产力代表者——工人阶级的结社权和劳动权益,反映了当时“劳资两利”和“劳资协商”的特点。1992年《工会法》是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会工作面临如何转轨以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形势的需要这样的背景下,对1950年《工会法》作出全面修改而重新颁布的,它继承了1950年《工会法》的基本框架,同时增加了工会的性质、地位、任务以及权利义务等重要内容。1992年《工会法》虽然体现了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但未能反映1992年10月中央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1]因而,1992年《工会法》在实施中显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尤其是工会的基本职能不明确和法律责任不到位,工会干部和工会财产缺乏法律保护,工会组建规则不够细化等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急需通过修改《工会法》来予以解决。于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决定》。对1992年《工会法》(以下简称原《工会法》)的内容作了44项修改,修改后的《工会法》(以下简称新《工会法》)[2],对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协调劳动关系,规范工会工作,既有许多成功之处,也存在若干不足。
一、新《工会法》的成功
(一)突出了工会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
 工会在世界各国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基于保护劳动者的直接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相对于雇主,一般处于弱者地位,单个劳动者不足以与雇主抗衡,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场合其弱势更是明显。根据博弈论的观点,只有当博弈的诸方力量均衡时,才能达成较为公平的结果。而在劳资双方之间,资方有资本优势,而劳方可谓“人多”却不可谓“势众”,没有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依然是弱势群体。这种失衡状态不仅导致资方对劳方控制、盘剥的可能,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也可能在经济目标、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驱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偏向资方。故而,劳动者只有结成团体,即组建工会,以团体的力量与资方进行博弈,才可能实现劳资双方的均衡。然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者地位表现不明显,也未得到官方承认。所以,仍受计划经济影响的原《工会法》未能突出工会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较之原《工会法》,新《工会法》特别强调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能(简称维权职能),主要表现在:
    1、提高了维权职能在工会职能体系中的地位。根据原《工会法》的规定,工会具有组织、教育、参与、维权、服务等职能,新《工会法》则将维权职能确立为工会首要和基本的职能。在第2条增加了第二款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第6条第一款增加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的规定。工会的其他职能都以维权职能为核心,作为维权职能的展开和延伸。新《工会法》对工会维权职能的这种定位,应该说是我国工会立法的一次重大突破。
  2、规定的维权手段更加完备和有力。新《工会法》对工会的下述维护手段作了明确规定:(1)干预劳动合同。第20条第一款规定:“工会帮助、指导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此外,新《工会法》第21条在原《工会法》第19条的基础上,针对工会干预劳动合同解除的问题,将第二款修改为:“企业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认为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要求重新研究处理时,企业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2)集体合同。新《工会法》第20条第二、三、四款规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工会签订集体合同,上级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企业违反集体合同,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工会可以依法要求企业承担责任;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经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请仲裁,仲裁机构不予受理或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也是工会维权的重要手段。新《工会法》的第20条是对原《工会法》第18条的细化和补充,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将原《工会法》第18 条第二款(“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中“可以”二字的删除。这否定了集体合同制度的任意性。(3)组织职工民主管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也在企业、事业单位中不断推进。新《工会法》在保留原《工会法》关于公有制企业工会委员会组织职工民主管理的规定的同时,还新增公有制企业以外企事业单位工会委员会组织职工民主管理的规定(第37条)。此外,新《工会法》还针对改革中出现的公司这一新型企业法律形态,新增加了与公司治理结构对应的职工民主管理的规定,即“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产生,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执行。”(第39条)(4)参与经营管理。新《工会法》第38条第一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研究经营管理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召开讨论有关工资、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会议,必须有工会代表参加。”这较之原《工会法》第32条和第33条,不仅取消了所有制差别,而且还加大了强制性,即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会议“应当有工会代表参加”,改为“必须有工会代表参加”。(5)参与国家(政府)事务。新《工会法》第33条在原《工会法》第28条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工会参与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计划、政策、措施的制定,作了“应当听取同级工会意见”、“应当吸收同级工会参加研究”的明确规定。(6)劳动法律监督。新《工会法》从第19条到第27条,对工会监督企事业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作了比原《工会法》更为全面和具体并且约束力更强的规定。例如,原《工会法》第21条规定:“企业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工会可以提出意见调解处理,职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新《工会法》第22条在此基础上修改为:“企业、事业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侵犯职工劳动权益情形,工会应该当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交涉,要求企业、事业单位采取措施予以改正;企业、事业单位拒不改正的,工会可以请求当地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一)克扣职工工资的;(二)不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三)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的;(四)侵犯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权益的;(五)其他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这一条的修订强调了工会可利用劳动法律监督手段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又如,原《工会法》第23条规定:“工会依照国家规定对新建、扩建企业和技术改造工程中的劳动条件和安全卫生设施有权提出意见,企业或者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处理。”新《工会法》第23条则修改为:“工会依照国家规定对新建、扩建企业和技术改造工程中的劳动条件和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进行监督。对工会提出的意见,企业或者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再如,新《工会法》增加了工会调查权的规定,即第25条规定:“工会有权对企业、事业单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
    3、规定了工会实现维权职能的基础条件
    工会实现其维权职能,不仅要有手段,而且还要依赖于相应的基础条件。例如:河南洛阳某原为国有的企业2000年破产后被另外两家公司接管,接管公司对该企业是否成立工会的问题避而不谈,也不兑现接管时承诺的解决原拖欠的下岗职工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劳保统筹金等问题,反而逼令职工下岗。职工们想到了工会。同年6月,该企业召开全体工会会员和职工大会,按程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然而公司却悍然宣布职代会大会主席团成员全部下岗,查封主席团办公室,封锁工会用车和电话。这一事件暴露出原《工会法》在维权基础上的欠缺。新《工会法》在这方面弥补了原《工会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1)工会建立的保障。针对全国两亿多职工中还有一亿职工不是工会会员,以及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工会组建工作存在阻力、进展缓慢和覆盖率偏低的情况,新《工会法》强化了工会建立的保障。关于工会基层组织的建立,原《工会法》仅有第12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有会员25人以上的,可以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会员不足25人的,选举组织员一人,组织会员开展活动。”新《工会法》则在第10条中对此作了修改和补充。即在将有会员25以上的单位“可以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修改为“应当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的同时,还增加规定:会员不足25人的可以单独建立、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企业职工较多的乡镇、城市街道,可以建立基层工会的联合会。并且还在第11条增加“上级工会可以派员帮助和指导企业职工组建工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的规定;第12条增加“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合并工会组织”的规定。(2)工会干部权益的保护。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时,难免会与企业发生矛盾,因此造成工会干部自身权益受侵犯的现象日益增多,有的以种种理由解除为职工维权的基层工会干部的劳动合同,或将其调离原工作岗位,或降低其工资待遇,还有的在工会干部劳动合同到期后以种种理由不续签合同。鉴于此,新《工会法》增加了许多保护基层工会干部合法权益的规定。例如,第15条第二款规定:“罢免工会主席、副主席必须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非经会员大会全体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不得罢免。”第18条规定:“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但是,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除外。”第40条第二款规定:“基层工会的非专职委员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参加会议或者从事工会工作,每月不超过三个工作日,其工资照发,其他待遇不受影响。”这比原《工会法》同一内容的第34条规定增强了可操作性。另外,第5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工作;造成损失的,给予赔偿。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进行侮辱、诽谤或者进行人身伤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第52条中规定: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恢复其工作,并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应得的报酬,或者责令给予本人年收入二倍的赔偿。这样的规定强调保护工会干部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其更好地发挥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作用。(3)工会经费和财产的保护。新《工会法》对工会经费和财产作出了加强保护的新规定。在第42条,将向工会提供经费的用人单位范围由原《工会法》所限定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扩展到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并将原《工会法》中的用人单位向工会“拨交”经费改为“拨缴”经费,使用人单位与工会之间在经费上的权利义务更为明显;还增加了企事业单位“拨缴的经费在税前列支”的规定。在第44条增加了“工会经费的使用应当依法接受国家的监管”的规定。此外,还增加了对工会经费和财产司法保护的专门条文,即:“企业、事业单位无理由拖延或者拒不拨缴工会经费,基层工会或者上级工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拒不执行支付令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43条)“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侵占工会经费和财产拒不返还的,工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并赔偿损失。”(第54条)(4)法律责任的明确和追究。原《工会法》对于妨碍工会维权职能实现的各种违法行为应承担什么责任,由哪些部门按照何种程序等方面没有具体规定,致使《工会法》被戏称为“棉花法”,可执行可不执行。新《工会法》首次规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责任制度,包括追究经济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明确了工会的诉权,并就与之相应的诉讼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
  (二)顺应了我国加入WTO的要求
    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资源配置、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而且还意味着经济和社会风险、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全球化。劳动关系的协调,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工会组织、地位和职能的完善,都将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新《工会法》是在我国加入WTO的前夕出台的,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1、新《工会法》顺应了入世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社会稳定更加重要的要求。我国入世后,市场竞争的范围由国内扩展到国际,我国企业将直接面对着国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竞争,经济危机将更难避免,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阶层将承受着更大的风险和压力。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经济危机诱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都将加重。经济危机虽然不可避免,但单纯的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如果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并发,必然使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断。这样,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就显得特别重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工会就是这种“防火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更强烈地要求工会发挥其保护劳动者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顺应这种要求,新《工会法》确立了工会作为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并对工会实现维权职能的手段和基础条件作出了比原《工会法》更为完备和易于操作的规 定。
   2、新《工会法》顺应了入世后社会团体将提升地位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入世后,我国不同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将出现重组和国际化,因而,社会团体在政府与市场互动关系和国际经济协调关系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社会团体对于维护特定利益集团或社会阶层、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由社会团体出面而不由政府出面来对抗国外的竞争力量,维护本国特定利益集团或社会阶层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将更为方便和有效,尤其是可以避免国际上的政府争端。所以,入世后,我国劳动者阶层在国际竞争中的利益,亟需工会配合和推动政府来维护。正是顺应这一要求,新《工会法》比原《工会法》更加强调工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独立地位和中介地位。在第4条规定:“工会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第5条规定:“工会组织和教育职工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使民主权利,发挥国家主人翁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第8条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加强同各国工会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些规定都有助于我国工会应对入世的挑战,以劳动者团体的力量与可能损害劳动者阶层利益的国外竞争力量抗衡。
   3、新《工会法》顺应了入世后劳动标准将提高水平的要求。在1999年12月世贸组织的西雅图谈判中,美国提议在世贸组织协议中列入保护劳工权利的“社会条款”,主张将劳动标准与自由贸易挂钩,对不遵守国际公认劳动标准的予以贸易制裁。这一提议虽然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未被世贸组织所接受,但社会条款问题的争议还在继续,劳动标准与自由贸易挂钩最终难以避免,发展中国将逐步提高劳动标准已成趋势。我国现行的法定劳动标准与国际公认劳动标准尚有一段差距,入世后,我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必将逐步提高劳动标准的水平,并在适当时期接受“社会条款”的约束。但是,阻力仍然存在甚至还会加大。因为入世后市场竞争更激烈,劳动关系将会更不稳定,失业率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提高,从而有可能使劳动标准进一步降低。这样,只有进一步发挥工会的作用,才有可能提高劳动标准的水平,以应对未来西方国家的“社会条款”壁垒。新《工会法》增强了工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职能,提升了集体合同制度的地位,特别是在第20条增加了强化集体合同效力的第四款规定,在第34条增加了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第二款规定。这对我国逐步实现国内劳动标准与国际公认劳动标准接轨,具有重要意义。
   4、新《工会法》顺应了入世后将实行无差别待遇原则的要求。无差别待遇原则,又称非歧视待遇原则,它要求世贸组织的各个成员都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是指给惠国给予受惠国或者与该受惠国有特定关系的人或物的优惠,不低于该给惠国给予第三国或者与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国民待遇,是指对一个国家在给予其国境内的外国自然人、企业或者商船民商事权利方面与其本国公民、企业、商船一样同等对待,亦即外国自然人、企业、商船与本国公民、企业、商船一样享有同等待遇。而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曾一度实行政策和法律上的所有制差别,即按照所有制不同分别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这在原《工会法》中有明显的体现,不少条文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如第一章“总则”中的第7条,第三章“工会的权利和义务”中的第16条、第18条第二款和第19条,显然都是针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制定的;在第四章“基层工会组织”中,第30条、第31条、第32条、第34条第二款、第35条,都只适用于或主要适用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用人单位。而对于逐渐发展起来的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及其劳动者却未作出或极少作出明确规定,致使这类企业大部分没有建立工会,或者虽然建立了工会,却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新《工会法》在淡化所有制差别的方面作了很大努力,绝大部分内容可普遍适用于各种所有制企业及其劳动者。在许多条款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字样都已被“企业、事业单位”取而代之。
二、新《工会法》的不足
  新《工会法》较之原《工会法》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尚待改进。这主要表现在下述问题上:
(一)罢工
  罢工是指众多劳动者针对企业、政府、政党、宗教团体或其他组织的特定主张或行为有组织地共同停止劳动,以表示某种不满、抗议或抵制的集体行为。它可分为劳动关系意义的罢工和非劳动关系意义的罢工,前者是针对雇工的罢工,是集体劳动争议的一种激烈形式;后者如政治罢工、宗教罢工等,是针对政府、政党、宗教团体或其他势力的罢工。在市场经济中,罢工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劳动关系意义上的罢工更是多见。现代许多国际法文件和许多国家的宪法及劳动法中,都把罢工规定为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其中,宪法所规定的罢工既包括劳动关系意义的罢工,也包括非劳动意义的罢工;而劳动法所规定的罢工,则只限于劳动关系意义的罢工。
   在我国现阶段,罢工已是不容回避并且较为多见的事实,但在现行立法中却几乎是空白。新《工会法》第27条在原《工会法》第25条的基础上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件秩序。”这里所说的“停工”,实际上是指罢工。该条文的不足在于:(1)对“停工”的合法性只是默认,而未明确肯定;(2)在许可“停工”的同时,未对“停工”作限制性规定;(3)虽然规定了工会在“停工”发生后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并协助企事业单位复工的义务,但对工会组织罢工的权利和保证罢工合法的义务未作规定。
  为了完善我国的罢工立法,有必要明确和端正对下述几个问题的认识:
  1、罢工的合法性。现行立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罢工,但不能认为罢工非法或违法。这是因为:(1)党对罢工的政策是允许、控制和引导。在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依据列宁有关罢工的论断和毛泽东关于“要允许工人罢工”的重要思想,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政策体系。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群众采取罢工等非常方式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因而对罢工的基本态度,一是允许而不禁止,但不提倡;二是应当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但不要强迫中止;三是对群众在罢工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当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接受其中正确可行的部分,对目前做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抵制。既不要因为群众闹事就不接受他们的合理要求而使闹事的原因继续存在,也不要因为群众压力就接受不应接受和不能实现的要求。(2)1982年《宪法》虽然删去了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中关于“罢工是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但并未作禁止罢工的规定。对于公民的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即未禁止罢工,也就意味着可以罢工。(3)原《工会法》和新《工会法》对职工以“停工”方式提出的合理要求都予以承认并指出应当予以解决。(4)《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2001年7月在我国开始生效。该《公约》中规定劳动者有罢工的权利。我国接受该《公约》时并没有对罢工的规定提出保留,即表明我国政府实际上默认了劳动者的罢工权。
  2、罢工与社会安定的关系。我国现行立法中之所以没有明确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和工会的罢工组织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罢工会危及社会安定。其实,罢工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危及社会安定,也存在有利于社会安定的一面,如果把罢工(尤其是工会组织罢工)纳入法制轨道,则有助于防范罢工危及社会安定。这是因为:(1)罢工作为劳动争议的一种激烈形式,使矛盾和冲突及其原因充分显露,便于寻求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对策;并且,罢工还可以起到“减压阀”的作用,从而中断矛盾的进一步积累,可以避免更严重的社会危机。(2)法律承认劳动者的罢工权,并不意味着提倡和鼓动罢工,更不会导致罢工越来越多,西方国家也没有出现由于法律允许罢工而引起更多罢工浪潮的先例。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享有游行示威权后,游行示威事件并未因此而增多。把罢工纳入法律轨道的后果也会如此。(3)法律赋予工会以罢工组织权,由工会依法组织罢工,更便于对罢工的控制。实践表明,抛开工会而由劳动者自发组织罢工或由“同乡会”之类非法组织发动罢工,往往难以控制事态之发展。(4)把罢工置于法律之外,使罢工事件的处理就无法可依,这更不便于控制罢工。(5)立法就工会组织罢工规定具体规则,从而实现罢工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就可以抑制罢工的破坏性。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应当将现行立法中的“停工”一词更正为“罢工”概念,在《劳动法》和《工会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和工会的组织罢工权,并就罢工的条件、组织、程度和处理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还应当制定关于罢工的专项法律法规,对合法罢工的要件、罢工权的保护、罢工权行使的限制、违法罢工的法律责任、罢工事件的调解和仲裁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春生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2] 修改后重新公布的《工会法》仍然是1992年《工会法》,而不是2001年《工会法》。本文所简称的“新《工会法》”只是为了表述方便,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工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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