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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


发布时间:2017年8月22日 徐阳光 点击次数:1664

[摘 要]:
实质合并是关联企业破产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理论基础与公司法上的人格否认(刺破面纱)既有关联又有区分。在美国的判例法体系中,实质合并规则经历了萌芽和诞生、适用范围扩张到适用标准趋严的过程,人格混同虽然仍是主要的判断标准,但同时延伸到资产和负债分离的难度、债权人对债务人单一性或整体性人格的信赖等辅助性判断标准。我国关联企业破产中对实质合并有着较强的现实需求,但立法和司法解释尚未确立实质合并规则,实践中面临实质合并理论基础何在、实质合并动议由谁提起、法院根据何种标准判断、债权人的异议权如何得到保障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在总结实践案例和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实质合并破产制度。
[关键词]:
关联企业;实质合并;刺破面纱;有限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实质合并为何重要?
  
  实质合并(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是美国破产法官根据其衡平权限创造的一种适用于关联企业(企业集团)破产情形的公平救济措施(原则),其核心要义在于否认各关联公司的独立人格,消灭所有关联企业间的求偿要求,各成员的财产合并为一个整体以供全部关联企业的债权人公平清偿。《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以下简称《破产法立法指南》)第224条指出:实质合并是将企业集团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的资产和负债作为单一破产财产的组成部分对待;实质性合并令应当具备下列效力:一是被合并集团成员的资产和负债作为单一破产财产的组成部分处理,二是消灭列入合并令的集团成员间债权和债务,三是对列入合并令的集团成员的债权如同对单一的破产财产的债权处理。[1]
  
  实质合并规则的产生是对传统公司法理论的一种挑战。长期以来,有限责任制度是公司法的基石,在商品经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有限责任制度,不仅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对企业组织形式的客观要求,有效地实现了资本的联合与集中,降低了企业组织成本,更为公司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是公司之所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迅猛发展的原动力的秘诀之所在。然而,实质合并规则打破了有限责任的教义,直接否认了关联企业各自的独立人格,是一种整体性的挑战。
  
  不仅如此,实质合并规则还对公司法的人格否认制度(刺破法人面纱)提出了挑战。有限责任理论并非不可撼动,而是存在限度。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是一种有限责任制度的有限调适,允许在滥用人格的情况下刺破面纱、追索股东责任。但这种制度常见于个案中,并不构成公司人格整体性、终极性的消灭。背后的理论在于,有限责任制度(原理)是现代公司法之根基,而实质合并的效力正是对关联企业独立人格的整体性、终极性否认,因而该原则自产生以来就饱受批判。
  
  然而,实质合并原则在关联企业破产中存在着客观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当代大型企业多选择通过集团化运作的方式来降低内部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关联企业因而也已成为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关联企业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法律层面上的独立地位与经济层面上的密切联系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导致的问题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体现得并不明显,但当企业出现破产情形时,这种冲突的影响就会被放大,甚至导致破产法的公平价值、程序价值以及重整制度价值受到严重破坏。[2]因此,对关联企业破产应采用特别手段加以规制已成为共识,实质合并规则就是在人格否认制度、衡平居次(深石原则)和从属求偿原则之上发展起来的一项全新的制度。《破产法立法指南》第219条、第220条也指出,破产法应当尊重企业集团中各成员的独立法律身份,但法院可以在下列两种情况下针对企业集团中两个或多个成员下令进行实质合并:一是法院确信企业集团成员的资产和债务相互混合,以致没有过度的费用或迟延就无法分清资产所有权和债务责任;二是法院确信企业集团成员从事欺诈图谋或毫无正当商业目的的活动,为取缔这种图谋或活动必须进行实质性合并。[3]
  
  在美国,实质合并规则仍只存在于判例法中,并未进入成文法体系。同样,中国的破产法也未确立该原则,但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案例,既包括破产清算的案例,也包括破产重整的案例。而且,中国现实中的关联企业治理结构欠规范,投资人(股东)利用关联企业逃废债务的现象较为严重,传统的破产规则难以有效应对。因此,本文旨在对采实质合并规则的美国的发展和中国实践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构建中国实质合并破产制度的具体建议,为关联企业(企业集团)破产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有效的路径。
  
  二、实质合并的美国经验:先例与争议
  
  实质合并是美国破产法院基于判例法创设的一项衡平法规则。[4]因此,研究实质合并问题,首先应当关注美国破产法史上的标志性案件。
  
  (一)实质合并规则的起源:Sampsell案(1941年)[5]
  
  实质合并最早起源于美国1941年的Sampsell v. Imperial Paper & Color Corp.案(简称Sampsell案)。1938年6月,自然人唐尼(Downey)与妻儿成立了壁纸和涂料公司(Wallpaper &Paint Company,简称Wallpaper公司),并将财产转移到该公司,成为该公司的独立资产。同年11月,唐尼破产。帝国纸业公司(Imperial Paper &Color Corporation,简称Imperial公司)知道Wallpaper公司是唐尼为逃避个人破产的债务而设立的,并为该公司提供贷款。后唐尼的破产管理人要求Wallpaper公司将转移的财产返还给唐尼个人,以偿还其个人的破产债务。地区法院的法官查明,唐尼转移财产设立Wallpaper公司的目的在于逃避债务,存在欺诈行为,Wallpaper公司由唐尼控制,仅剩虚假外壳。因此,一审法院判令Wallpaper公司破产清算,撤销唐尼不当转移财产的行为,将Wallpaper公司和唐尼合并破产。
  
  在一审过程中,Imperial公司(Wallpaper公司的无担保债权人)认为其对于Wallpaper公司的财产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但地区法院一审否认了Imperial公司的优先受偿权利,Imperial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中,巡回法院支持了其优先受偿的请求。在终审中,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巡回法院的二审判决,支持了地区法院的观点,认为唐尼将财产转移的行为属于破产欺诈,Imperial公司对于Wallpaper公司的债权没有担保,同时,Imperial公司对于唐尼的欺诈转移财产知情,因此不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笔者认为,从实质合并规则的起源和司法实践来看,Sampsell案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开创性意义:
  
  首先,该案开创了实质合并破产的适用,并确认了地区法院拥有判决实质合并的权力。在此之前,美国司法史上并无实质合并的先例,当然,有一个相关的案例总是被提及,那就是1940年的Fish v. East案。Fish v. East案之所以受关注,一是因为法院在该案中归纳出了认定企业具有关联关系的判断标准,对于之后的案件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实质合并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因为法院认为,该案中的一家子公司仅仅是其母公司的工具,不可视为独立的法律个体,并且依据破产取回程序,判令子公司将财产交给母公司的破产管理人。[6]当然, Fish v. East案中,由于子公司沦为母公司的部门工具,没有独立债权人,因而此行为并没有造成母、子公司债权人利益冲突。“合并”(consolidation)一词并没有在本案中提到,并且由于确认子公司的债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合并”并没有产生,如之后的实质合并判决所言,“真正的合并”(true consolidation)只有在涉及母子公司公平受偿的取舍时才具有价值。[7]因此,Sampsell案应是美国司法史上的第一个真正合并破产的案例,虽然合并的法律依据是普通法上的欺诈交易规制规则,但已达到了Wallpaper公司和唐尼合并破产清算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该案虽然经过了巡回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审和终审程序,有争议的只是债权的优先受偿问题,地区法院一审确定的实质合并效力并未改变,事实上确立了地区法院的实质合并裁判权。
  
  其次,该案对实质合并后的债权清偿顺位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司法探索。在Sampsell案中,法院事实上确认:在实质合并破产程序中,各债权人按照破产法享有相应的受偿顺位,并明确了非善意的关联方的无担保债权人在合并破产中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一般债权人如需优先受偿,则承担举证责任。实质合并破产案件中,合并之后的债权(包括担保债权、优先债权和普通债权)清偿顺位处理是极为重要也极为复杂的问题。自此之后,司法实践和破产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十分重视实质合并破产后的权益相竞和冲突处理的问题,至今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处理方案。如《破产法立法指南》第226条建议,“破产法应具体规定,实质性合并应当尽可能承认在实质性合并令下达之前根据破产法确立的适用于企业集团单个成员的优先次序”,同时也对所有权人、股权持有人、有担保债权人、优先债权人等各方利益相竞冲突的问题作了分析,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8]
  
  (二)实质合并规则的确立:Chemical案(1966年)[9]
  
  虽然前述Sampsell案具有开创意义,但直至1966年,美国破产程序中的实质合并仍然依据的是普通法的规则(如欺诈交易的规制规则),而不是特定的破产法规则。1966年的Chemical Bank New York Trust Co. v. Kneel案(简称Chemical案)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它将实质合并规则发展成了破产法的一项基本制度。[10]
  
  在Chemical案中,Manuel Kulukundis是一家船业巨头,掌控着八家公司,这几家公司一同破产并经重整后未果,终由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接管破产清算。政府作为该案的主要债权人,认为这几家关联公司资产大量混同,在经济层面构成了同一实体,遂提出几家关联公司合并破产的动议。Chemical公司是其中一家关联公司(Seatrade公司)的担保债权人,对此项动议持反对意见,因为Seatrade公司的债权清偿率高于其他公司,如果进行合并破产,将损害Seatrade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纽约南区法院在调查各关联公司资金转移、借贷记录后,认为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情况,因此支持政府的合并提议。Chemical公司不服,上诉至第二巡回法院。二审法院认为需要严格限制实质合并的适用,因为这会不可避免地损害信赖债务人法人格独立的个体。但在部分情况下,即使相关企业的关联关系可以区分,但是要耗费大量时间与金钱,达到本末倒置的程度,则可以适用实质合并进行破产。
  
  本案的突破之处在于较以往的案例扩大了实质合并的适用情况,法院在此案中提出一项新的标准涉及混乱的资产转移、交易记录等区分的难易程度。“当严格区分各个公司的界限难度达到令人绝望的程度,且为此花费的时间成本巨大到足以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将关联企业各成员视为一个整体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正义。” [11]chemical案确立的实质合并适用规则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破产法院的司法实践。
  
  (三)实质合并的七要素标准:Vecco案(1980)[12]
  
  1980年的Vecco建筑公司破产案被认为是开创宽松自由的实质合并破产条件的案件之一。在此之前,虽然实质合并案例时有发生,但由于欠缺详细的适用标准,因此适用范围不广,案件数量不多,只有更加开放和宽松的适用条件才能使得实质合并真正成为一项规则。基于此,法院在Vecco案中归纳了七条实质合并的适用标准:第一,确定企业的独立财产和负债的难易程度;第二,企业间的债务报表是否有合并;第三,以合并为单一实体方式运营的盈利能力;第四,资产和营业的混同情况;第五,不同公司所有者结构和利益的同一性;第六,具有公司内部间的债务担保;第七,是否具有不符合章程规定的资产转移。
  
  在上述七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是“确定企业的独立财产和负债的难易程度”,该要素作为实质合并适用时的判断标准,已经超越了刺破法人面纱制度中的人格混同,也不属于欺诈性财产转让的范畴,而是基于破产法效率理念和保护债权人的要求所发展起来的独立认定标准。正如法院在判决中所言尽管许多实质合并判决的考量可以得出公司人格否认的结论,但这并非必然的结果。当一个集团内部的相互经济关系达到令人绝望的模糊程度,并且试图将这些经济关系区分开来所花费的必需时间和成本十分巨大以至于将损害到用以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净资产之时,则不需要考虑任何刺破公司面纱的问题。”
  
  自Vecco案开始,实质合并的适用标准趋向于宽松,七要素被之后的数十个实质合并案例所引用,但也因此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强烈的反对,因为实质合并的适用标准越是宽松,就越是和现代公司法学者坚守的公司制度的基石——法人人格独立——背道而驰。
  
  (四)实质合并的三要素标准:Auto—Train案(1987年)[13]
  
  1987年的Auto—Train案将关注点放在举证责任方面。原告Auto—Train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后,又申请将自己的子公司(Railway公司)与本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Auto—Train公司的诉求得到了一审法院的认可,但在上诉中被驳回。哥伦比亚上诉法院在判决中给出了实质合并适用的三要素:一是实质合并的申请主体需举证证明待合并的各个实体间存在“实质身份关系”;二是申请人还必须证明实质合并可以避免某些损害或者带来某些好处;三是如果部分债权人反对实质合并则必须举证证明“他们在交易时,所依据的是单个公司的信用,且他们会因为实质合并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本案中,Railway公司债权人证明其是基于对Railway公司独立人格的信赖进行的交易,如果将Railway公司与Auto—Train公司合并破产,会损害Railway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此外,Railway公司的债务与Auto—Train公司的债务的区分成本不高,因此,上诉法院驳回了实质合并破产的申请。
  
  Auto—Train案最大的意义在于,法院将债权人当初与债务人交易时是否依据单个公司的信用作为实质合并适用的要件之一,实际上限制了实质合并规则的适用范围,对后续判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实质合并适用标准的趋严:Augie/Restivo案(1988年)[14]
  
  1988年的Augie/Restivo—案较为复杂。Augie公司和Restivo公司为两家烘焙公司。Restivo公司购买Augie公司一半股份但不涉及资产转移。此时,Union公司是Augie公司的债权人,对Augie公司有一笔240万美元的担保债权,Augie公司当前的资产价值是253万美元。完成上述股份购买行为之后,双方公司经营趋同化,Restivo公司改名为Augie/Restivo公司,并接管两家公司的经营。此时,MHTC公司是Restivo公司的债权人,享有一笔279万美元的债权,包含Augie公司的土地抵押。一年半后,Augie/Restivo公司宣布破产。纽约东部地区破产法院按重整计划将Augie/Restivo公司和Augie公司进行实质合并。Union公司反对合并,因为此时Union公司对Augie公司享有300万的无担保债权,如果合并破产,将严重损害其公司利益,因此,Union公司上诉至第二巡回法院。
  
  本案的突破之处在于给实质合并创设了新的适用标准,其地位在实质合并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第二巡回法院在总结以往的适用实质合并的破产案件后,得出了两条标准:一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交易时是将各关联实体视为同一实体,还是基于对方的独立法人地位进行的交易(债权人在交易时对债务人的预判十分重要,如果债权人并没有认识到债务人与其他实体间的关联关系,实质合并破产将严重损害此类债权人的利益二是各关联方的债务是否严重混同,以至于合并破产能够使得所有债权人获益。法院认为,本案中,Union公司是基于Augie公司的独立人格而进行的借贷,MHTC公司亦是如此。如果将Augie/Restivo公司与Augie公司合并破产,必然损害Union公司和MHTC公司的利益,不能适用标准一进行实质合并。并且,在该案中,Augie/Restivo公司与Augie公司虽有债权债务、财产、人员等混同情形,但还可以进行区分,并未达到人格高度混同的程度。因此,法院认为这些情形不能作为实质合并的理由,据此,第二巡回法院驳回了实质合并破产的请求。
  
  (六)实质合并适用的新标准:Owens Corning案(2005年)[15]
  
  在Owens Corning案中,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公司作为银行集团的代理,于1997年贷款20亿美元给母公司(Owens Corning)及其部分子公司,Owens Corning的其他子公司对此项债权进行担保,双方签订合同并约定Owens Corning公司需与子公司保持独立性。2000年,Owens Corning及其旗下的17个全资子公司向特拉华州法院申请破产,债务人和部分无担保债权人提出了Owens Corning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三家尚未破产的子公司)整体实质合并破产的动议。特拉华州法院支持了实质合并的动议,其认为可以实质合并的理由如下:一是该案中的母公司(Owens Corning)及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具有实质身份关系;二是所有的子公司被同一委员会控制;三是子公司的董事和高管没有商业计划和商业谈判;四是子公司的设立是为了方便母公司经营,尤其是为了避税等原因;五是所有子公司的资金和基金都由母公司控制;六是将各个实体公司的资产分开十分困难;七是许多单个成员间在债务上都有交叉担保关系。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子公司难以与母公司分离破产。
  
  银行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第三巡回法院。第三巡回法院认为,在判断是否适用实质合并时,法院往往要考虑很多因素,以往案件中确立的标准与程度并不完全统一,每个案件的法官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很多以前的案件确立的人格混同的判断标准是不合理的,有很多不重要的判断因素,法官只是将这些因素简单的累加就认为达到标准并使用此规则,而无视或忽略了此项原则使用的目的,实质合并应该限制使用。
  
  基于上述认识,第三巡回法院认为,在衡量是否适用实质合并规则时,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法院以尊重公司人格独立为基础限制责任的突破,仅在紧迫条件下诉求于衡平权力进行实质合并;第二,适用实质合并来救济债权人受到的损害,该损害必须是因为债务人或者其控制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所带来的,由于债权人的错误行为导致的损害由破产法的其他条款进行救济(比如欺诈转移、衡平居次原则第三,“合并破产可以带来更多利益”不能成为适用实质合并的充分条件;第四,实质合并会损害部分债权人的利益,其应当在严苛的条件下谨慎适用,当且仅当破产法规定的其他救济措施不能很好地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时,实质合并才可以作为债权人救济的最后手段适用;第五,实质合并只能用于防御性救济,易言之,在关联公司严重混同的情况下,不能以此作为损害部分债权人权利的攻击性手段。
  
  法院在充分考虑上述情形之后,认为实质合并破产必须满足以下两种情形之一:①在破产申请之前,这些债务人企业如此无视企业独立人格以至于他们的债权人必须要打破企业间的界限,将他们视为一个实体;②破产程序启动后发现,债务人企业的财产和责任混同十分严重以至于将他们分开会花费巨大成本并损害所有债权人的利益。此外,在判断是否符合实质合并标准时,实质合并的申请者必须证明:第一,债权人在与债务人企业成员交易时相信对方各成员企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二,债权人事实上合理地相信了这种不可分割的状态。[16]实质合并的反对者可以通过证明他们的权利因实质合并而会受到不良影响。据此,法院认为,本案中,银行并没有将Owens Coming及其子公司视为同一实体,而且,实质合并并没有使得各债权人获得更多利益。2005年8月15日,美国联邦法院第三巡回法庭推翻了特拉华州地方法院关于将Owens Corning及其关联公司实质合并破产的判决。
  
  Owens Corning案是第三巡回法庭自1978年破产法实施以来首次对实质合并表态,现已成为美国破产法中的标志性案件,原因在于,法院在该案中梳理和评述了之前相关案例中适用的实质合并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本案的具体适用标准。该案确立的适用标准被认为是破产从业者在运用作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实质合并规则时必须牢记的标准,在美国学界也得到了高度评价,甚至有学者认为,在Owens Corning案之前,实质合并的适用标准是“从一个混沌不清的过去走向一个更加混沌的现在”,没有人能够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17]
  
  三、实质合并的中国实践:文本与个案
  
  (一)立法文本与法理分析
  
  通过上述案例的评述,不难看出,美国的实质合并规则虽然经历了适用标准的多次变化和调适,但究其理论根源,本质上仍是脱胎于公司法中的“刺破面纱”理论。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成文法中最明确地规定公司法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的立法例”。[18]亦有学者指出寥寥几十字,就将英美判例法上发展了几十年的一项判例制度以成文法的方式引入,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但是,自从公司法实施以来,该规定究竟应如何适用,依然没有一个能被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19]
  
  公司法的人格否认制度能否扩展适用到破产程序之中并成为实质合并的理论基础呢?不同领域的学者观点不一。商法学者朱慈蕴教授认为,公司法的人格独立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始终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石,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而通过揭开公司面纱的适用,也仅仅是修复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之墙上的破损之洞,并不是要将这座坚固的大厦摧毁,因此,绝不允许滥用这一规则。进一步而言,公司的法人人格被否认,是从实体法的角度将该公司和股东视为同一体,而且仅在本次案件中适用。司法实践中应当防止在执行阶段直接将公司判决的既判力及执行力扩张至股东。[20]据此理论,人格否认制度无法适用到具有概括执行属性甚至意味着独立人格消灭的破产程序之中。民法学者李永军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一般法人人格否认,不是一般地消灭或者否定法人的存在,而是在个案中,视公司的独立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于不顾,将分割法人与其股东责任的法律面纱揭开,将法人的责任直接归于股东,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绝对贯彻所带来的不公平的矫正”,“因此,人格否认理论只能在正常情况下适用而不能在《破产法》上对所有关联交易企业一起适用”。李永军教授也同样提到了有限责任之墙的比喻:“公司人格被否认,意味着在某种情形下由公司形式所竖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上被钻了一个孔,但对于被钻孔以外的所有其他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21]
  
  在破产法领域,理论与实务界对实质合并原则持较为宽容的立场。破产法学者王欣新教授认为,实质合并是基于公平原则,为公平清偿同时破产的各关联企业债权人而产生的法律原则,在关联企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实质合并可以提高企业破产与重整案件的司法效率,使资源有效整合,给企业重整或营业整体出售带来价值提升与操作便利,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实现破产案件的经济效率,也可以更有力地保障企业挽救获得成功,确立“实质合并”原则在处理关联企业破产时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赢。我国《公司法》确立了“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不再存在制度移植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公司法》中高度抽象、概括的条文具体化,以保障其在破产案件中的可操作性,避免出现司法上的不统一。[22]类似的观点也见诸于实务专家的研究文献之中。[23]
  
  不同观点的争论可以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实质合并规则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笔者认为,实质合并规则不能与公司法中的人格否认(刺破面纱)理论划等号。实质合并是在关联企业日益发展壮大的现实中诞生的破产法规则,其正当性应可从大量案件处理的效果中得到佐证,但从理论基础上分析,传统的公司法中的刺破法人面纱或称人格否认理论难以作为实质合并的理论根基。从美国的判例法发展过程可知,实质合并其实是独立于刺破面纱理论之外的全新的破产法理论,在是否应当允许实质合并的判断标准上,也不局限于人格混同这一客观事实,还可以基于管理人利益标准、成本效益标准进行抉择。而且,人格否认理论缘于对股东连带责任的追索,即便在承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实质合并的司法案例和制度构建问题作出较为全面的分析,但囿于能力和篇幅,仍留有实质合并程序启动后的担保权、优先权、撤销权等问题的处理以及否决实质合并动议后的关联关系处理等问题未做分析,希望本文的探索能够引发大家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探讨,为关联企业实质合并制度的构建贡献智慧。
 
[注释]
[1]UNCITRAL, Legislative Guide on Insolvency Law, Part three: Treatment of Enterprise Groups in Insolvency,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12,pp.72—73.
[2]参见王欣新、周薇:“论中国关联企业合并破产重整制度之确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52页。
[3]UNCITRAL, supra note 1, pp.71—72.
[4]有美国学者认为,实质合并规则具有成文法的依据,因为《美国破产法》第105条赋予法官的“衡平权力”,为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并经由判例衍生成为规则。但实际上,对于该规则是否能作为实质合并的法律基础在美国也是有着很大的争议与讨论。在In re Kmart Corp.案中,Easterbrook法官就否认了第105条作为实质合并法律基础的做法,认为“第105条的作用是为了让法院更好地实施某项法律制度,而非推翻或者凌驾于其上”。See In re Kmart Corp., 359 F.3d, 866, 871(7th Cir.2004).美国著名破产法学者道格拉斯评论指出不仅破产法没有规定实质合并规则,连或许可以成为实质合并规则的法律基础的破产法第105条也一次次被诸多法院所否决。”See Douglas G. Baird, “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 Today”,47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19(2005).
[5]Sampsell v. Imperial Paper &Color Corp.,313 U.S.215(1941).
[6]Fish v. East, 114 F.2d 177(10th Cir.1940).
[7]In re Owens Corning, 419 F.3d.(Bankr. Ct. Del.2005).
[8]UNCITRAL, supra note 1,p.73.
[9]Chemical Bank New York Trust Co. v. Kneel, 369 F.2d 845(2d Cir.1966).
[10]Baird, supra note 4, p.16.
[11] Supra note 9, pp.845, 847.
[12]In re Vecco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Inc, 4 Bankr.(Bankr.E.D. Va.1980).
[13]In re Auto —Train Corp, 810 F.2d (D.C.Cir.1987).
[14]In re Augie/Restivo Baking Co., 860 F2d.(2d Cir.1988).
[15]Supra note 7.
[16]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院将实质合并规则中的债权人依赖(Creditor Reliance)标准限定适用在基于合同产生的债权人,而侵权之债和法定之债是排除在外的,因为这些债权人之所以成为债权人不依赖任何其他因素。
[17]Sabin Willett, “The Doctrine of Robin Hood —A Note on 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3 DePauL Business &Commercial Law Journal, 101(2005).
[18]王保树、崔勤之:《中国公司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9]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从法条跃入实践”,《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第111页。
[20]同上注,第112页。
[21]李永军、李大何:“重整程序开始的条件及司法审查——对‘合并重整’的质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51—52页。
[22]参见王欣新、蔡文斌:“论关联企业破产之规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第33页;王欣新:“关联企业的实质合并破产程序”,《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28期,第5—6页。
[23]参见郁琳:“关联企业破产整体重整的规制”,《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28期,第12—13页。
[24]UNCITRAL, supra note 1,pp.55—60.
[25]奚晓明:“当前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法律适用》2012年第1期,第4—5页。
[26]参见“民二庭召开企业破产法相关司法解释讨论会”,载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 court.gov. cn/shenpan—xiangqing —460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2月4日。
[27]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2014年浙江法院企业破产审判报告”,载王欣新、郑志斌主编:《破产法论坛》(第十一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28]参见“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辰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元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全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天纪和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1期,第30页。
[29]参见刘敏、梁闽海:“企业破产清算案件中的审判实务问题——以闽发证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为视角”,《法律适用》2013年第7期,第78页。
[30]参见陶蛟龙、史和新:“关联公司合并破产重整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以纵横集团“1+5”公司合并重整案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2期,第27页。
[31]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杭商破字1—3号民事裁定书。
[32]参见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09)杭富商破字2—3号民事裁定书。
[33]参见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3)杭富商破字1—1号民事裁定书。
[34]孔维璜:“实质合并规则的理解和运用”,《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28期,第18页。
[35]王欣新、周薇:“关联企业的合并破产重整启动研究”,《政法论坛》2011年第6期,第75页。
[36]张少丽:“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制度研究”,《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22页。
[37]有学者认为,如果法院欲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必须先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而不是在《破产法》中通过裁定的方式就能否认三家公司的独立主体资格。法院在某个企业开始重整程序时,不能发现该企业与其他企业有关联交易就强迫其他企业也一起搞合并重整,而是应按照连带债务人的规则处理。参见李永军等,见前注[21],第52页。
[38]王欣新等,见前注[35],第76—77页。
[39]参见朱黎:“论实质合并破产规则的统一适用——兼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思考”,《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3期,第158—160页。
[40]参见王欣新等,同前注[22],第34页。
[41]See Fish v. East, 114 F.2d 177,191(10th Cir.1940); In re Vecco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Inc, 4 Bankr.407, 410(Bankr.E.D.Va.1980); In re Food Fair, 10 Bankr.123,127(Bankr. S.D.N.Y.1981);etc.
[42]王欣新,见前注[22],第7页。
[43]一般认为,实质合并破产程序的申请权人包括债权人、债务人即各关联企业,在关联企业已启动破产程序的情况下,管理人可以作为申请人。清算义务人实际享有并行使申请权的情况甚少,而出资人不宜享有申请权。王欣新,见前注[22],第7—8页。
[44]见前注[31]。
[45]参见田信、李尊:“关联企业实质合并探析”,载王欣新、尹正友主编:《破产法论坛(第八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页。
[46]参见王欣新等,见前注[35],第79页。

来源:《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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