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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人格权之理论辨析与立法构想


发布时间:2017年1月24日 李宗辉 点击次数:1281

一、法人人格权之有无

 

  判断法人是否具有人格权首先应当看法人是否具有“人格”。与人类认知体系中许多最核心、最基本的范畴一样,“人格”是一个存在多元化、发散性解读而难以达成共识性定义的概念。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都从自己的视角对人格的本质进行过界定,并且每一个学科内部对人格的定义也都千差万别、各有侧重,显示出人格在内涵上的复杂性和抽象性。但毫无疑问的是,从这些对“人格”的不同认知和理解中我们可以抽取出相当于“最小公约式”的若干特质:人格首先是人内在固有的特质,不是凭空伫立在人以外世界的事物;人格不是先天的,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格是“蕴蓄于中,形诸于外”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态的统一体;人格可以区分为个体人格、群体人格和社会人格,其中群体人格是按照共同的信仰、目的、利益、规范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法人便是这种群体人格的典型主体。[1]在社会活动关系中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法人虽然不具有自然属性的人格,但是仍有受其设立目的、章程规范、内部关系和具体运作等制约和决定的社会性人格。法人尽管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发生心理活动,但也具有一定的向外界表达和彰显自己意志和意思的机制及行为,这种外部化的人格表现也早已成为组织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2]由此可见,法人因具有某种形式的“事实人格”从而可以享有人格权,并能够获得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持。

  

    不过,法人的事实人格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仅仅适用于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它将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3]基于此,自1900年《德国民法典》开始,现代民法皆通过赋予法人以抽象人格即权利能力的方式来弥补这一缺陷。我国有学者进而认为,法人之所谓“人格”,“不过是被用作区分或者辨认团体有无民法上独立财产地位的纯法律技术工具而已”,[4]与人格权毫无关系。这一观点明显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制定《德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德国学者曾就法人的本质有过激烈的争辩,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又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的理论,即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拟制说和实在说。[5]将法人人格完全等同于权利能力的做法仅仅代表拟制说的观点,如果从实在说出发而承认法人在现实世界中与自然人相对应之实体组织或机体的存在,则法人人格就不只是一种抽象的主体资格而具有切实的客体形态,法人人格权也不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不仅如此,即便是我们接受拟制说在创设法人概念上将法人人格视为权利能力的观点,法人在成立之后的广泛民事生活中也会有与财产无关的人格性活动,以之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制度只能是法人人格权制度。当然也有学者从另外一种视角指出,在法人拟制说的条件下,我们不妨同样从法律技术层面赋予法人一种形式意义上的归属关系的人格权。[6]

  

否认法人人格权的另一种主要理由在于,作为无生命的组织,法人的人格是无伦理性的人格,与自然人人格所表现的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安全和道德无关,[7]将法人人格与自然人人格并驾齐驱将导致自然人人格伦理价值的丧失进而导致民法典人文主义的荡然无存。[8]这样的论断未免有些言过其实。首先,如何使独立、自主和平等的人格获得充分保护而又不至于沦为权利的客体本就是法律上一个无解的难题,是自16世纪雨果·多勒鲁斯在《市民法》评注中首次将所有权客体分为自己的人身和外在的物以来就注定的悖论。在自然人人格权问题上上述难题即已存在,不是因为赋予法人以人格权而产生的。[9]其次,在形式意义上,一旦自然人的普遍人格得以确立,人格的技术化、工具化过程就得以完成,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与生物人的伦理性相脱离。[10]换言之,伦理价值不应再成为确立法人人格权的障碍。最后,即使我们仍然坚持伦理人格主义的立法价值取向,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伦理道德不只局限于生命、身体、健康等生命伦理和血缘、婚姻、亲属等家庭伦理,而且还包括生存、发展、竞争、名誉和自由等团体伦理和社会伦理,法人人格正是后两者的适当载体。

 

从现实社会生活的角度观察,存在与财产活动、财产利益无关的法人人格单独遭受侵害的情形。例如,某公司经常组织员工进行拓展训练,被污称为聚众淫乱、违反性道德观念和败坏社会风气,这对于该公司的形象、名誉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等都具有极大的损害和负面影响,需借助独立的法人人格权予以保护。在此情形下,公司员工以团体成员的身份进行民事活动所涉及的某些人格要素,也必然要以法人团体性人格的形式表现出来。[11]传统理论上过多强调了法人与个人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担心法人过于强势会形成对后者的压迫,因而不愿意在财产权之外再承认法人的人格权。但是,法人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组织形态,不论在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文化生活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更有效地抵御强大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分担意外风险的损失。另外,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要求法人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应该让其享有必要的人格权保护。[12]

 

由此可见,法人享有人格权符合一般社会科学和法学的理论认知,具有形式意义的工具价值和实质意义的伦理价值,是顺应现实社会生活需求的立法选择。

 

二、法人人格权之特点

 

法人人格权的存在目的是为了维护法人主体的独立性,是为法人成为民事主体之必备要素。法人人格权与财产权均是法人权利能力的具体表彰和实现方式,而且法人的人格权是必然存在的和不可或缺的。抽象意义上统一和平等的权利能力在具体的权利形态上必定存在差异,法人人格权也不例外。公法人和私法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营利性社团法人和非营利性社团法人、公益性财团法人和非公益性财团法人所享有的人格权自然会因为它们的存在目的、基本性质和法律限制而有所不同。[13]这种不同既可以属于人格权类型,例如,公法人、非营利性社团法人和公益性财团法人不享有“营业自由”,也可以是具体权利内容方面的,例如,营利性社团法人和公益性财团法人皆享有名誉权。

 

为避免降低“人格”这一概念和术语在法律乃至自然法体系中的崇高地位,防止与法律主体以及权利能力意义上的“人格”相混淆,一切人格权包括自然人人格权和法人人格权的客体都不应当被概括为“人格”。[14]此外,法人人格权的客体也不是目前学界较为流行的“人格利益”,囿于人格利益乃是从抽象法律关系理论出发并力图在主体之外找寻和提炼人格权客体的逻辑产物[15]综合关于权利本质的“法力说”、“意思说”和“利益说”等观点,权利的本质可以界定为“法律上之力所保障的体现当事人意思的一定范围内的利益”,以“人格利益”作为法人人格权客体实际上是与权利的本体混同了。法人人格权的恰当客体应当是人格要素,[16]即构成法人完整人格结构之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元素。法人缺乏自然人所有的生命、身体和健康等物质性人格要素,其不享有相应的人格权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疑问在于,法人是否像自然人那样享有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出现于具体人格权之后,是为了顺应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变迁,并克服人格权法定主义的刚性和僵化弊端而创设的具有一般条款特征的制度。[17]所以一般人格权既不是具体人格权的上位概念和源权利,也不是具体人格权的总括。如前所述,事实人格都具有内隐特质和外在形态这两个层面,法人的一般人格权就是用来保护尚未以外在形态呈现出来的内隐人格要素的。另外,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通过一系列案例确认了法人可以享有一般人格权,[18]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法人人格权包含纯粹的精神利益,不具有任何财产性,法人人格的商品化和财产化与人格权制度应当区别对待,这一点在其后专门论述,于此不赘。除了非财产性,法人人格权还具有绝对性和专属性。关于绝对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法人自己的成员侵犯了法人的人格权,法人以内部管理规范施加约束和惩罚已无法弥补其所造成的人格损害时,法人得以如同对待非法人成员之侵权人一样的方式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例如,提起人格权侵权之诉。法人人格权的专属性较强,即不只是权利的享有专属于法人,权利的行使也是如此。[19]然而,法人毕竟是根据人的意志组织起来的团体,其承载人格要素的主体资格随时可能因为其意思机关的决策而发生变更,即产生法人的合并和分立问题,[20]此时法人人格权的存在和享有状态也会随之改变。法人的合并可以分为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即兼并),新设合并时原法人的人格权即告消灭,兼并情境下的法人人格权仍然存续,被兼并法人的人格权为兼并法人所吸收;法人的分立则包括创设式分立和存续式分立,创设式分立的原法人人格权不再存在,存续式分立时原法人人格权则继续存在,且分立出去的法人享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权,并不得主张原法人的人格权。

 

法人人格权属性中争议最大的是“支配性”问题,即法人人格权是否属于支配权?与德国法学界的否定态度相反,我国学界较多持肯定态度,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传统权利尤其是所有权构造的路径依赖,具体人格权的效应模式和人格标识商品化现象的“启示”。[21]事实上,民法上凡权利人能直接支配其客体的权利皆为支配权,法人对于其人格要素无疑可以直接支配和处分,它甚至不需要像自然人那样面对是否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和自由的挑战。[22]但是,这里的“支配”却又不同于物权的支配,不是为了财产的增值和收益,而是为了人格要素的保护、独立人格的维护和伦理价值的保障。

 

当然,我们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法人人格权与人权、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人权保护的观念萌芽于启蒙运动时期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理论,即生命、身体、自由等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强调了生命、健康和自由等人权,而1804年《法国民法典》却没有规定人格权,只是规定“法国人皆享有民事权利”。具有抽象立法技术偏好和奉行权利法定主义的1900年《德国民法典》也回避了对人格权作赋权性规范而只是制定保护性规范。有学者因此认为,从自然法理论来看,自然人的人格和人格权自然存在,无须民法典确认;依实在法理论,自然人的人格和人格权由基本法(宪法)赋予。这样一来,不只是由民法赋予抽象主体资格的法人无人格权,连自然人的人格权都属于宪法权利而非民法权利。[23]其实,我们大可不必陷入这种过于概念化和形式化的逻辑怪圈,而忽视了人格权作为民法权利的实质价值和社会功能。人权作为普世性的基本权利,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原本就统领着公、私法领域保护人格的一切制度和规则。人格权具有较为直接的宪法渊源并不排斥其作为民法权利和刑法法益,毕竟同一人格要素在不同法律领域体现出来的形态以及法律的保护方式也各不相同。例如,对人格自由的侵害在民法上属于侵犯一般人格权的行为,在刑法上可能构成非法拘禁罪,而在宪法上则可能构成对公民政治自由的剥夺。就法人人格权而言,它可以是宪法所规定的结社自由以及文化活动自由等集体人权和基本权利的体现,但这并不妨碍其本质上属于民法权利。

 

三、法人人格权与法人人格财产化之分离

 

现代市场经济极大拓展了人格要素用益和交易的可能,产生了人格的商品化或财产化现象。法人人格财产化的法技术基础在于,法人人格权客体的无形性决定了其具有较高的衍生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主体分离而成为其他权利的客体,并可以容纳其他的权益。法人所拥有的各种具体人格要素,无论是标表性人格要素还是精神性人格要素,都与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分离,完全可以满足主体对客体的支配。[24]当然,法人人格财产化的产生还基于社会背景,人们在远距离贸易和激烈性竞争中,充分重视无形资源的挖掘利用和广告宣传的有力推广,将现代社会带人信息经济和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而法人的人格要素如名称、信誉恰恰可以成为具有财产效应的信息。[25]

 

法人人格财产化直接冲击了传统民法理论中人格与财产二元权利体系的构建基础,使得人格权与财产权之间原本清晰的界限趋于模糊。为了回应现实生活提出的挑战,学术上对此提出了两种主要的解决思路:一是突破传统人格权只体现人格利益观念的束缚,对其加以扩张和发展,使人格要素同时承载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在人格权制度框架内实现对以人格要素为客体之财产权的保护;二是在人格权制度之外对人格要素财产权进行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或者专门财产权制度保护。[26]前一种思路的主要理由是:“法律确认各种精神性人格权,即便其内容具有财产因素,但仍然凸显的是其人格尊严,财产属性是附属于人格属性的,是从人格利益属性中派生出来的,在对人格权中的经济价值加以利用时,应当考虑到对个人人格尊严的保护……所以,人格权商品化仍然要以个人自决和受尊重作为基础和前提,是个人自决和个人尊严在现代市场社会中的投射和延伸。”[27]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上,有学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商事人格权”的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两类:(1)自然人人格的商品化权;(2)自然人和法人所拥有的商号、商誉、商业秘密和商业信用等权益。[28]但是,上述做法固然可以在人格要素财产化过程中体现对权利主体意思的尊重,却会在客观上破坏民法基本权利分类的逻辑结构,而且会因财产性的注入削弱人格要素蕴含的伦理价值,可谓是得不偿失。因此,第二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显得更加合理,进一步地选择在于我们应当采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还是专门财产权制度模式?

 

倾向于以知识产权保护财产化法人人格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法人的标表性人格要素(如名称)与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经营标记(如商标)在经济生活中时常发生交叉、重叠和冲突。为了更好地处理相应的法律关系,很多国家在立法中专门规定了作为知识产权的商号权,甚至《巴黎公约》也规定了对厂商名称的保护。(2)法人的精神性人格要素(如名誉)与知识产权法尤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经营资信(如商誉)共同构成了特定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下法人精神实体的某一部分。人们对法人的知晓程度和具体评价与这两者都会发生联系。(3)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千姿百态的文化变迁中,知识产权的客体始终在不断扩展,近年来经常有用更具包容性的“无形财产权”和“信息产权”等概念来置换知识产权的观点,而人格要素的财产化恰恰具有与无形信息之许可使用类似的特点。[29]4)著作权制度具有人格权和财产权双重性质,彰显出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很好地实现双重属性的财产化人格的保护。显然,在现行法律体系下,知识产权在实践中确实在法人人格要素的商品化利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理论整合和立法设计的角度来看,借助知识产权保护人格财产利益仍然存在难以弥补的缺陷。首先,知识产权是以保护创造性智力成果为宗旨,即便是注册商标这样的经营标记,权利人将其与特定商品或服务相联系从而突出其显著性时也付出了创造性劳动,而法人人格要素的商品化却并非如此。其次,法人财产化的人格要素无法像作品、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客体那样可以通过登记制度或有形载体确定其权利范围,因此会造成私权空间与公有领域边界判断的模糊。再次,法人人格要素(如名称)的商品化可能同时涉及著作权、商标权、商号权和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将其纳人其中任何一种类型都难谓妥当。最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是从诚实信用和经营者行为角度的着手规制,且不说并非所有法人都是经营者,法人人格商品化也是以人格要素而非经营行为为中心的,因此这里的法律适用明显存在技术障碍。因此,法人人格财产化的知识产权制度模式既不符合知识产权本身的性质和权利体系内部的逻辑,也无法实现对财产化人格要素的周延保护,应当予以放弃。

 

如同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财产与人格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身外之物”的内化和人格内在的外化,[30]法人人格要素的商品化即属于后者,本质上属于财产权而非人格权的客体。正确应对法人人格财产化的方案只能是专门的财产权制度,其客体为“人格要素衍生的财产”,并且重点在于已经外化和在使用中分离和独立的无形利益,而非人格要素本身。在立法体例上,可以用“人格权以及与人格要素相关的财产权”作为编名,然后在具体人格权规定中用单独的条款明确区分。具体来说,法人的名称权与自然人的姓名权、法人和自然人的名誉权、法人的未公开信息权和自然人的隐私权都符合人格权的旨趣可以一并规定在同一条款之中。而法人的商号权与商业利用权益、营利性法人的商誉权和商业效应、营利性法人的商业秘密权和其他未公开信息和自然人隐私的商业价值等条款,应当单独规定在上述人格权条款之下,同时强调其财产权性质。对于那些尚未浮出水面的人格要素的用益方式,我们可以在一般人格权条款之下设置兜底条款加以保护。上述制度安排的原因在于人格要素财产化经常与人格权存在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当权利主体自己尚未对其人格要素进行商品化利用时,他人未经其许可将人格要素投入市场首先是对体现人格自由和尊严之人格权的侵犯,然后才涉及财产利益损害问题,显然这种模式并非像美国法那样以独立的“形象权”(right of publicity)来统一保护所有的人格要素商业化利用。换言之,这种一一对应的立法设计一方面是为了明确区分人格权与人格要素财产权,另一方面却又是要提醒人格要素财产权是受人格权制约的特殊财产权。

 

四、法人人格权受侵害之救济

 

民法上的侵权救济是以尽力回复到权利未受侵害前的状态为目标,法律自应提供一切有效的救济手段使之恢复到人格原初的圆满状态。法人人格权属于绝对权和支配权,法人能够以自行支配和自我保护的人格要素为基础,并要求妨害其人格权之人停止相关行为或者通过某种行为消除危险,此即为法人的人格权请求权。确认法人人格权请求权符合民法区分绝对权与相对权之要旨,其构成民法上“绝对权请求权”体系的应有部分。[31]进一步来说,在“物权请求权”制度已经为现代民法广泛接受的情况下,再不确立更为重要的保护人自身的“人格权请求权”显然有些本末倒置,不能彰显民法的人文主义关怀,而且从实践来看,人格要素受损害后的无法补偿性更加凸显了法人人格权请求权救济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设置法人人格权请求权有助于理清侵权责任体系,将着眼于事先救济的绝对权请求权从事后救济的“二次义务”中剥离出来,明确“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中心地位。由此而确立的法人人格权请求权是一种非独立的防御性请求权,包括排除妨害请求权和停止侵害请求权两种,以避免人格损害的方式继续扩大,[32]并与法人人格权不可分离且不罹于消灭时效。[33]

 

即使有了法人人格权请求权制度,法人人格权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难免会遭受侵权行为的实际损害,此时就面临着事后救济方式也即侵权责任形式的问题。我国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15条所列举规定的责任方式除了原本应当属于绝对权请求权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以外,还包括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其中,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属于对财产权受侵害的救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则是对侵害人格权尤其是名誉权的救济,只有恢复原状处于中间未明的状态。恢复原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作为所有民事救济的理想标准,二是作为特定民事救济方式的现实功能,三是作为独立的救济方式。从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来看,恢复原状在德国民法中作为一种主要的救济方式,既可以适用于物质损害亦可以适用于精神损害,且在精神损害中是优先选择的救济方式;而在法国、日本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恢复原状并没有明确获得独立法定救济方式的地位。[34]因此,如果我们遵循德国法的传统,恢复原状完全可以作为法人人格权受侵害的救济方式并优先于损害赔偿适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只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在法人的名称权等其他人格权遭受侵害时,权利人也可以要求侵权人尽一切努力使相关人格要素恢复到未受侵害前的状态。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对负面影响的消除通常能够促进受侵害之法人名誉的恢复,但“消除影响”不仅仅是“恢复名誉”的手段,还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例如,对因法人名誉受损造成的团体内部氛围紧张和人才流失等问题的弥补和挽回。

 

事实上,完全的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人格的损害更是如此,因此当法人人格请求权未能阻止损害的发生,恢复原状的救济也没有可能的时候,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地诉诸损害赔偿这种救济方式。由于人格的价值无法进行财产化度量,所以各国立法一般对侵害人格权规定了专门的精神损害赔偿救济制度,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也规定了侵害人身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法人并没有被明确排除在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之外。只不过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明确否定了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我国理论界对法人是否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原因是对“精神损害”内涵的认识不同。狭义说认为,精神损害指的就是精神痛苦,即人格受侵害后所引起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恐惧、愤怒、焦虑、沮丧、抑郁、悲伤、绝望等复杂的消极心境。[35]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用金钱对遭受精神痛苦的人加以慰抚,而法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不可能像自然人那样具有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法人的人格权遭受损害,是不可能产生精神痛苦的,也不可能遭受精神损害。[36]广义说则认为,精神损害除了精神痛苦以外还包括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这种损害不以民事主体是否具有生物形态为前提,法人也可能遭受。[37]也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精神”损害的字面含义,而是从非财产损害的视角来观察,法人人格权受侵害的非财产损害一般表现为非生物外环境的恶化,如名誉丧失、评价降低、消费者不信任,等等。[38]因此,根据广义说,法人应当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其学说更加符合日常生活的真实,而狭义说的观点有明显的弊端。纵然法人作为组织体无法像自然人那样“感受”精神痛苦,但其人格权在遭受侵害时也会在这个以人际联系为基础的社会中“面临”各种艰难局面,使其不能正常存续和发展。因此,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痛苦,客观上认定就已足够,实际上有无则非所问,这也是受侵害后失去知觉的自然人和未有感觉之胎儿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延伸到法人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况,“如其内部之自然人有痛苦之感受,以法人内部自然人为法人之机关或法人机关中之配置,其痛苦之感受即为法人之感受……否则,法人内部自然人之痛苦之感受,认为系其个人之感受,其结果因性质上属反射损害,属于间接损害,该自然人等其所感受之痛苦无获赔偿之可能,则法人之人格权尽管受到侵害,其内部自然人尽管痛苦万分,现行法律制度下,只有等闲视之,无救济之可能,如此结论,应非妥适”。[39]

 

在明确法人人格权与法人人格财产化分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之后,法人人格权受侵害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计算就应该排除人格商品化的间接财产损失,而集中在弥补法人人格要素减损和人格尊严丧失等需要的金钱支出上。但精神损害毕竟无法完全用财产衡量,再多的金钱可能也无法使受损的法人人格恢复至圆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衡平功能,即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个案中全面斟酌法人人格权受侵害的程度和侵权人行为的恶劣程度,确定一个能尽量补偿受害人和惩罚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五、结语

 

理论的分析和生活的现实都表明法人人格权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法人人格权虽然不像自然人人格权那样具有直接而崇高的伦理意义,但也是团体伦理和社会伦理的承载者,是社会运行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专属于法人的非财产性支配权,以及人权和宪法性权利在民事生活中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法人人格权应当与法人人格的财产化区别开来,保持其纯粹性和精神性,而后者则交由专门的财产权制度调整。因此,不应将精神损害局限于生理和心理的精神痛苦,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不应被否认,法人人格权遭受侵害时的救济也应当围绕着人格尊严的恢复和人格减损的弥补予以展开。

 

【注释】

[1]方世南:“关于人格的哲学思考”,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2]周振民、庄美君:“论组织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6期。

[3]仲崇玉:“从他治到自治:论我国法人人格制度改革—从法人本质理论出发”,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

[4]尹田:“论法人人格权”,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

[5][]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栻校,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2页。

[6]薛军:“法人人格权理论的展开”,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7]钟瑞栋:“‘法人人格’之否认—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法人人格权’的相关规定”,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8]赵俊劳:“自然人人格的伦理解读—兼论德国民法典人文主义的价值起点”,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5期。

[9]杨代雄:“主体意义上的人格与客体意义上的人格—人格的双重内涵及我国民法典的保护模式选择”,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4期。

[10]蒋学跃:“法人人格权的理论预设—为法人人格权肯定论作辩护”,载《求索》2006年第9期。

[11]李伟涛、吴冬妮:“试论法人人格权之存在”,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年第6期。

[12]王全弟、龚佳:“论对法人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载《法学》2002年第3期。

[13]薛军:“法人人格权的基本理论问题探析”,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

[14]胡玉鸿:“围绕‘人格’问题的法理论辩”,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

[15]马俊驹:“从人格利益到人格要素—人格权法律关系客体之界定”,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10期。

[16]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17]叶金强:“一般人格权制度初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

[18]沈建峰:“德国法上的法人一般人格权制度及其反思”,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期。

[19]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20]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146页。

[21]温世扬:“人格权‘支配’属性辨析”,载《法学》2013年第5期。

[22]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23]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4]张平华:“人格权的利益结构与人格权法定”,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25]洪伟、郑星:“试论人格权的商品化”,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26]蓝蓝:“人格与财产二元权利体系面临的困境与突破—以‘人格商品化’为视角展开”,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

[27]王利明:“论人格权商品化”,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4期。

[28]程合红:“商事人格权刍议”,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29]李建伟、郑其斌:“论人格信息财产权—附着于人格要素的经济利益的定位与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30]易继明、周琼:“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

[31]曹险峰:“侵权责任本质论—兼论‘绝对权请求权’之确立”,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4期。

[32]杨立新、袁雪石:“论人格权请求权”,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33]邓建中:“法人人格权请求权”,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7期。

[34]王枫:“民事救济中恢复原状之辨”,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5]申政武:“论人格权及人格损害的赔偿”,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36]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5页。

[37]周利民:“论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

[38]张谷、陈安义:“法人人格权受侵害可否请求非财产损害赔偿”,载《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6期。

[39]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来源:《私法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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